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书名:《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作者:易劳逸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书号:978-7-229-13421-1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定价:69.80元

  编辑推荐: 

  中央帝国的社会学密码: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近世史 

  对西方汉学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易劳逸的大名,他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曾师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国史。他也是与罗友枝、魏斐德等人并驾齐驱的顶尖汉学家,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种)《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是易劳逸研究中国史的又一代表作,198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国内一直没有译本,相关的介绍也很少。但是很多中国外研究论著当中对《家族、土地与祖先》这本书多有引用,将其当成研治中国历史的重要作品。 

  《家族、土地与祖先》是一本可称之为“中央帝国社会学密码”的书,该书从长时段、全球史视角,系统梳理了自明朝中叶以来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商品贸易和制造业等多方面的问题,详尽地描绘出中国近世四百年社会经济变迁史,试图找出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社会密码。 

  16世纪以来,明清两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塑造中国近现代政治史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易劳逸认为:“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虽然明清两朝都曾采取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中华帝国并不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恰恰在这几百年中中国社会经济正经历着一番前所未有的转变。 

  比如人口,从明初的6500万—8000万到1850年的约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四百五十年间增长了5倍。特别是18世纪,中国人口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的高速增长。从全球来看,人口增长虽是个全球现象,但是只有中华帝国维持了长时间的人口增长,而且人口规模达到不可思议的4亿多人,这是为什么?巨大的人口导致人口大规模迁徙,从而造成人口社会地理格局的变化、帝国边缘地区的开发、家族一定程度上的解体、原住民与迁徙人口的冲突,等等。巨大的人口也是巨大的市场。西方人一想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就兴奋不已,东方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 

  比如商品贸易的发展。明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其实是比较高的,农业开始出现明显的商品化,同时商品贸易的发展造成集市数量激增和规模的扩大,一些定期开放的集市渐渐演变成集镇,城镇化开始加速。随着贸易发展出现了跨区域商品贸易,传统以白银和铜钱为媒介的贸易弊端凸显,于是现代版的本土银行——钱庄和票号——开始出现。 

  这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化在思想文化上也激起了涟漪。王阳明心学中的“狂禅”一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为当时日益强化的平等主义和追逐利润的价值观进行了辩护。狂禅派创始人王艮认为,人无须压制欲望,而是应按欲望行事。李贽是当时最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他蔑视道德权威,提倡功利主义,并且在男女关系上积极为女性正名,即女性的见识并不低于男性,主张婚姻自由。正如易劳逸所说,王艮、李贽等人大多生长于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或者福建的港口城市,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偶然的,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来自商人家庭。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易劳逸在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问题时非常精确的指出,是因为一个民族必须“想要”运用新技术,必须认识到“有必要”改变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路径,才有可能走上工业化道路。

但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的世界观,强调人只是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的任务并不是改变自然。相较而言,西方人“非常看重对环境做出理性调控”。比如一直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 

 

  本书是对中国近世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变迁做了系统梳理和完美诠释,在全球史视野下为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且情况复杂的社会描绘了持续的图景。其中作者的很多观点和分析发前人所未发,无论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还是一般读者来说都是能从中获得启发和新知的一本好书。 

  内容简介: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作者简介: 

  易劳逸 

  著名汉学家。曾师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1907-1991)研究中国史,现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由于他对中国研究的杰出贡献,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1989年曾授予他“大学资深学者”荣誉。 

  代表作有《家族、土地与祖先》《毁灭的种子》《流产的革命》《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等。 

    

  精彩书摘: 

16世纪处于繁荣顶峰的明朝为什么错失超越欧洲的机遇

  晚明的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走上工业化道路具有先决意义。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在晚明时期已经开始发生转型。晚明时期是中国社会全面繁荣的时期,当时的上层人士不仅生活奢侈而且喜欢炫富,下层民众也不同以往地过着闲适生活,当然,贫穷和苦难仍然随处可见。特别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社会都氤氲在“浪漫、感性和世俗的氛围”当中。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急速变迁的时代:教育逐渐普及、识字率普遍提高,富商及其子孙都争相去当官,很多传承数代的士绅家庭都因喜奢靡生活而衰落——这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并转而去经商。16世纪江南地区的知名学者兼文人归有光(1507―1571)就说过,“士与农商常相混”。 

  各社会阶层的混同促生了社会多元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对商人和工匠这两个社会阶层的尊重程度日益提升。早在16世纪早期,明代重臣刘大夏(1436―1516)就曾教育子孙说,从商或者务农都是最荣耀的职业,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学者也经常援引这句话来教育子孙。此后的一位礼部尚书——通常都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还建议国家不应仅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还应举荐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农民、商人、屠夫、大夫,甚至包括算命先生。当然,这个建议并未被朝廷采纳,但这位官员能提出如此大胆的建议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社会价值观的急剧变迁。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能烧制精美瓷器、铜器和漆器的,以及能制作精美扇子的各类技术娴熟的工匠不仅已然获得了与学者相等同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的作品也相应被视为与画作和书法作品具有同等的艺术价值。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变迁,新的儒学学派在明代后期得以诞生。这个学派有时会被蔑称为“狂禅”,而且其某些观点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某些新教教派的“异教”观点稍显类似,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狂禅”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为当时日益强化的平等主义和追逐利润的价值观进行了辩护。

 “狂禅”观点集大成者是“泰州学派”,这一派别是从王阳明(1472―1529)哲学中衍生而来的分支,同时也受到禅宗的重要影响。该派反对明代官方正统学说对理学和禅宗进行学究式和高度精英主义阐释,崇尚“心学”,强调人们都是有良知的,只要人们能够回到无善无恶的心的本体状态,就都能够成为儒家所说的圣人。这一教义推而广之就成了那句“满街都是圣人”的俗语。 

  王阳明并未能在有生之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部社会意义进行充分探索,而是把这项工作留给了他的追随者。其中一些追随者创建了泰州学派,在民众中普及王阳明的观点,并倡导开展了一系列民众运动。泰州学派主要创始人之一王艮(1483―1541)早年并未受过太多教育,后来成为盐商并由此发家。王艮强调王阳明认为普通人都有良知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只需自然行事就可成为圣贤。他认为,人无须压制欲望,而是应按欲望行事,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圣贤。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哲学,崇尚生活、肯定人性,反对儒家的道德束缚。 

  王艮是个行为古怪的人,他平时按传说中的圣君尧的服制着深衣,戴五常冠,乘据说是孔夫子所乘坐的蒲轮车出行。不过,他虽举止怪异,但却是一个成功的“传道者”?成功地把自己的观点普及给大众,并成功地打造出类似宗教复兴运动的氛围,黄宗羲就曾用“风行天下”来评价王艮传道的成功。王艮的信徒们也通过该派别遍布各地的组织进行传道,组织集体讨论和吟诵活动。这一系列运动非常有力,成功地吸引了农民、商人、石匠、陶工、学者及官员等各行各业、各种阶层的人前来参与。 

  泰州学派提出的自然主义和平等主义主张是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挑战,该学派之所以仍旧“有争议地”隶属于儒家范畴,是因为它在总体上仍秉持个体道德升华(当然,泰州学派所提倡的改善个体道德的方式被认为是“非正统的”)可以推动社会改良的儒家基本观点。 

  不过,接受泰州学派观点和王阳明哲学观点的大多是激进分子,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儒家学派,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王艮关于性善的观点演化到极致,完全拒斥儒家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只强调人应不计后果地根据本能和欲望行事。这些激进主义者中有一个叫做颜钧(1504―1596)的人,他的主张可代表当时的自由开放态度。据说颜钧认为“人之贪财好色,皆自性生”,还认为,“其一时之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这当然不能代表儒家正统观点,而且已完全背离了儒家学说。